《介之推不言禄》选自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，记述的介之推不愿受晋文公封赏，并与母亲一起隐居的历史事件。
介之推，一些史料中也称介子推，或介之绥、介推，春秋时期晋国大臣，他与伍子胥、管仲一起，被后世称为“春秋三杰”。然而作为“春秋三杰”之一，介子推的事迹在目前的正史资料中实在无法了解太多还有，除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零星的记载之外，还有司马迁在《史记·晋世家》中有所记载，而其他史书几近于零。
《列仙传》中说介之推姓王，名光，字裕。不过在无白书生看来，他的名字应该和烛之武的名字相似，亦可以理解为介地一个叫推的人。
介，春秋时小国名，在今山东省青岛市，被称为东夷之国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九年》中有介国君侯葛卢曾经朝见鲁僖公并解牛语的记载。因此，介之推的祖籍则有可能在山东。
现在最广泛的观点是介之推的祖籍在山西，一说为山西夏县裴介村；一说为铜鞮人（山西沁县南），这大概是根据介之推在晋国为臣推论而得。
既然能和伍子胥、管仲合称“春秋三杰”，为什么史书里没有关于他的详细记载呢？这似乎是一个谜。而我们对于介子推的认知，大多是通过“寒食节”或是“清明节”的传说中得来的。然而这毕竟是传说，传说本身就含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作为故事，我们可以接受，但作为历史，恐怕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。
通过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，首先可以明确的是，介子推当时是晋公子重耳的一名随侍，跟随重耳四处奔波，最后得以回到晋国，帮助重耳做了国君，史称晋文公。至于割大腿上的肉给重耳吃这件事却没有提及，看来司马迁也不敢确定此事的真假，也可以肯定地说，司马迁写《史记·晋世家》时所掌握的史料中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。
晋文公接手了晋国的政务之后，对当年随从他逃亡的大臣们进行赏赐。封赏还没有进行完毕，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事，晋文公不得不把封赏的事情暂时搁置了下来。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原来当时的周襄王因他的弟弟王子带发难而逃到郑国居住，于是派人来向晋国告急，意思是你得替我收拾王子带他们啊。
然而晋文公却考虑到晋国才刚刚安定下来，如果出兵的话，恐怕国内会发生动乱。他心里只想着这件事情了，封赏还没有轮到介子推呢。所以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：“是以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子推。”于是就发生了《介之推不言禄》一文中所记述的事情。
晋侯赏从亡者，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。
推曰：“献公之子九人，唯君在矣。惠、怀无亲，外内弃之。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。主晋祀者，非君而谁？天实置之，而二三子以为己力，不亦诬乎？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。况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乎？下义其罪，上赏其奸。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。”
其母曰：“盍亦求之？以死谁怼？”
对曰：“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！且出怨言，不食其食。”
其母曰：“亦使知之，若何？”
对曰：“言，身之文也。身将隐，焉用文之？是求显也。”
其母曰：“能如是乎？与汝偕隐。”遂隐而死。
晋侯求之，不获，以绵上为之田。曰：“以志吾过，且旌善人。”
晋侯赏从亡者：指晋文公，即重耳。他逃亡在外十九年，在秦国的帮助下回晋继承君位。赏：赏赐。从亡者：跟随文公出亡在外的大臣。
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记载：“从者狐偃、赵衰、颠颉、魏武子、司空季子。”这些“从者”之中，却没有出现介之推的名字。
献公：重耳之父晋献公。惠、怀：指晋惠公和晋怀公。惠公是文公重耳的弟弟，是怀公的父亲。
二三子：相当于“那几个人”，指跟随文公逃亡诸臣。子是对人的美称。
诬：欺骗。
下义其罪：义，这里作动词，“认为……义”，意思下面的人把罪过当做是合乎道义的行为。
上赏其奸：上面的人却在对这种欺骗行为加以封赏。
蒙：欺骗。
盍：何不。
怼（duì）：怨恨。尤而效之：尤：罪过，过错。效，效法，仿效。
文：花纹，装饰。
绵上：地名，在今山西介休县南、沁源县西北的介山之下。
田：封田、祭田。
以志吾过，且旌善人：志，记载。旌，意为表彰。
晋文公赏赐跟着他逃亡的人们，介之推不去要求禄赏，而晋文公赐禄赏时也没有考虑到他。
介之推说：“献公的儿子有九个，现在惟独国君还在。惠公、怀公没有亲信，国内外都抛弃他们。天没有打算灭绝晋，所以必定会有君主。主持晋国祭祀的人，不是君王又是谁呢？上天实际已经安排好了的，而跟随文公逃亡的人却认为是自己的贡献，这不是欺骗吗？偷窃别人的钱财，都说是盗窃。更何况贪图天的功劳，将其作为自己的贡献呢？下面的臣子将罪当做道义，上面的（国君）对这奸诈的人给予赏赐。上下互相欺瞒，难以和他们相处啊。”
他的母亲说：“你为什么不也去要求赏赐呢？否则这样贫穷地死去（能去埋怨谁呢？”
回答说：“既然斥责这种行为是罪过而又效仿它，罪更重啊！况且说出埋怨的话了，以后不应吃他的俸禄了。”
他的母亲说：“也让国君知道这事，好吗？”
回答说：“言语，是身体的装饰。身体将要隐居了，还要装饰它吗？这样是乞求显贵啊。”
他的母亲说：“你能够这样做吗？那么我和你一起隐居。”便一直隐居到死去。
晋文公没有找到他，便用绵上作为他的祭田。说：“用它来记下我的过失，并且表彰善良的人。”
对照《左传》，我们可以看出，《史记》中关于介之推的记载略有不同。
首先，《左传》那些跟随重耳流亡的臣子中并没有介之推的名字，而《史记·晋世家》中却有“是时介之推从，在船中”的记载。
其次，《左传》中直接写“晋侯赏从亡者，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。”而《史记》中却说“是以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子推。”意思是因为周王室的事情耽搁了，赏赐还没有轮到介之推。
第三，《史记》中又多了一个“介之推从者怜之，乃悬书宫门”的情节。
“从者怜之”，就为他鸣不平。他们在晋文公的宫门上挂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写道：“龙想上天，需有五条蛇辅佐。现在龙已腾入云霄，四条蛇各自进入了自己的殿堂，只有一条蛇独自悲怨，最终没找到自己的去处。”
文公看到了之后，说：“这说的是介子推啊，我只为王室的事情担忧了，还没能考虑到他的功劳。”看来他心里还挺明白的。
于是文公派人去叫介子推，但介子推已经躲起来了。经多方打听，文公知道了介子推就住在绵山（今属山西晋中介休市）上，于是就把整座绵山都封给了他作为他的封地，称之为介推田，又把绵山改名为介山，用来“以记吾过，且旌善人”。
无论是《左传》还是《史记》，里面既没有介之推割大腿上的肉给重耳煮肉汤吃的记载，也根本找不到任何关于晋文公放火烧山逼介子推现身的蛛丝马迹，那么“豁股说”和“烧山说”又是怎么兴起的呢？
描述介子推抱木而死的古籍也不少，像《庄子·盗跖》、西汉经学家刘向的《新序·节士篇》、《韩诗外传》等。但这种描述文学性较强，当属于传说的范畴。既然是传说，我们就不再纠结于它的真实性了，那么这个传说的存在是不是有它的合理性呢？
当初晋文公派了那么多人去山中寻找介子推，为什么就没有找到呢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在那么大的一座山上寻找一个两个人，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于是就有人献计说放火烧山吧，用火把介子推给逼出来，晋文公还真的这么做了。
然而晋文公难道就没有考虑过放火烧山可能会引起其它的后果吗？山上若是还有别的百姓怎么办？山火会不会危及周围村落的百姓？再说介子推既然躲藏了，你以为用火就能把他逼出来吗？
传说的结果是介子推被烧死了，和他一起死的还有他的老母亲。你一个人死也就死了，只是可怜了你那白发苍苍的老娘啊！
人们把你称为“春秋三杰”之一，你本来是有能力有义务帮助晋文公治理好国家的，可是你却宁愿被烧死也不干，这是“忠”吗？连累你的老母亲也跟着身亡，“百善孝为先”，这是“孝”吗？如此不忠不孝，何有“杰”字一说？人们大都赞美你的“节义”，殊不知儒家的思想里“节义”前面还有“忠孝”二字！所以，这个传说经能得起历史的拷问吗？
相对于传说，我宁愿相信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因为《史记》里虽然没有交代介子推的最后结局，却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想象和祝愿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