选自《文物季刊》年02期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、沁源县文物馆
年9月下旬，山西省考古研究酔沁源县文物馆，对沁源县城关、王陶、花坡、郭道等地，进行了为期半月的考古调查。主要目的是探索石炭岩地区洞穴古人类遗同时，在文物馆原有普査成果的基础上，对上述地区有关遗址也作了进一步复查。这次调查取得了一定收获，现撮要记述;如下。（图一）
一、地理环境与地质概况
沁源县位于太岳山东麓，地理坐标为:东经°5830〃——°3232〃,北纬36°2020〃一37°042〃。全县90%以上的地区为山地、丘陵。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，海拔高度多在米左右，最高点在西北部，海拔米。沁河为本县最大河流，发源于县西北二郎神沟，向南流经安泽、沁水、阳城等县，最后注入黄河。
沁源县前新生界分布面积较大，主要有寒武系、奥.陶系、石炭系、二迭系及三迭系出露。自西向东，由老到新呈条带状分布。西部为寒武、奥陶系石灰岩，形成高山峡谷。中部以上石炭和下二迭煤系地层为特征，岩性以灰黄色砂页岩为主。东部紫红色砂页岩分布广泛，时代属上二迭至三迭系。第四系主要分布于沁河两岸、山间小盆地及其周围丘陵和边山山麓地带。岩性以中更新世离石黄土和晚更新世马兰黄土为主。在河流两岸晚更新世黄土底部多含有砾石层，其内发现有似人工打击石块。沁源县石灰岩广泛分布、洞穴丰富以及河系发育的优越自然环境，为远古人类在本区繁衍生息，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。
二、古文化地点和古遗址
（一）旧石器地点
1.花坡地点
该地点位于花坡乡花坡村东南约L5公里处的山坡上，地理坐标为：东经°05，，北纬36。4。下伏基岩为石灰岩，黄土堆积皎薄，内含燧石团块。在地表釆集到的燧石石片和石块中，一部分具有明显的入工打击痕迹，尺寸较小，其长径多在3厘米左右。标本87QH：1为一石核（图二，1）,似柱形，长2厘米，横径1.2厘米。柱面上有数条石片疤。石片疤薄长，似具有石叶某些特点。该标本磨蚀较重。标本87QH：2为一小型尖状器（图二，2）,轮廓呈三角形，三边近等，边长分别为1.7x1.8x1.9厘米。腹面平坦，背面高突。其中两边作了修理，构成三棱状锐尖。鉴于本不多，且又脱离地层，其文化时代尚难准确判断。从器形和加工特点分析，初步认为可属于晚更新世晚期，即旧石器时代晚期。
2.义和地点
该地点位于王陶乡义和村西南1公里，处的火石蛇塔，采集到标本数十件，均为燧石质，其中一部分人工打击痕迹明显。标本长径多在3—5J重米之间，属小型石器类。标本87QY：1轮廓近似方柱形（图二，3）,由一自然岩块加工，对其两平面相交的边棱，从一端至另一端，作了精细单向修理。加工角度接近90°。被加工的刃缘平直规整。刃缘长近3厘米，应是一件理想的直刃刮削器。其时代大致与花坡地点相当，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遗物。
（二）新石器时代遗址
1.圪旋头遗址
圪旋头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，位于花坡乡圪旋头村南山谷左侧1公里山谷大致呈南北走向，最宽处可达50米，谷底有一季节河，两岸皆为石灰岩山地势险峻，洞穴广布。该遗址洞口高岀河漫滩约5米，洞口宽约10米，洞深6米，高3米。大洞之内还有一小洞，宽3米，深2米，高0.8米（图三）。
洞内文化堆积仅一层，厚约70厘米。土质较疏松，呈灰黑色，其内灰烬层厚薄不等，含陶片。文化层以下是含有角砾的浅黄色砂土，尚未发现文化遗址，厚度不详。
陶片以夹砂灰陶为主，另有红、黄褐陶，均为手制，作工较粗糙，形制不规整。纹饰有绳纹、附加堆纹、划纹、斜篮纹等。所采集陶片较为破捽，可辨器形有罐和鬲（斝？）足。
折沿罐2件，仅存口沿，均系夹砂灰陶，口沿外折近于直角，外壁皆饰粗绳纹。标本87QG：1（图四，1）,口沿外壁下饰一道附加堆纹，口径约为28厘米；标本87QG:2（图四，2）,口沿外壁下饰三道附加堆纹，口径约为22厘米。
鬲（斝？）足根1件，标本87QG：3（图四，3）,为夹砂灰陶，外壁饰绳纹，素空足根残片。
据陶片的陶质、陶色和纹饰等性质进行综合分析，初步认为坛旋头遗址的时代，约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阶段。
2.南石遗址
南石遗址位于城关镇南石村东约1公里的沁河右岸山坡上，面积约为平方米。县文物馆曾对该遗址做过一定工作，采集到一部分标本。我们这次轻査，除对地层作了详细观察外，还从文化层中釆集到一部分遗物，其中一件具有刻切凹槽的骨段，系首次发现。
遗址文化层保存较好，经对局部出露剖面观察，文化层距地表约80厘米，厚65-厘米。依土质、土色可分以下两层。
上层：灰黄色土夹红烧土粒，厚25—30厘米。釆集到陶片及动物骨骼。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，另有少量夹砂灰陶，可辨器形仅罐一类。纹饰主要有附加堆纹、篮纹和绳纹，手制陶占绝大多数。标本87QN：1为折沿罐(图五,1),口沿外折程度近直角，圆唇，外壁沿下饰一道附加堆纹，口径约33厘米。动物骨骼多数经火烧过卜骨体表面呈黑色。标本87QN：2(图五，2),是二件带有刻切痕迹的动物骨骼。骨体残长6.1厘米，直径1.5厘米，骨壁厚0.3厘米，未经火烧过。刻痕呈“V”字形，共三道，均位于骨体乾同一侧。依其特征，可以断定为人工刻切所致。
下层:一灰色土夹红烧土粒，颜色比上层略深，厚40-70厘米。所出陶片均为灰陶，以夹砂陶居多，泥质陶较少。纹饰多见篮纹，器形仅罐一类。此外还发现烧骨。标本87QN：3为折沿罐（图五，3）,圆唇，素面，口径约24厘米。
文物馆保存的标本，均系普査时地表釆集。标本87QN：4为磨光石斧（图五，4）,器形较小，尺寸为9x4X2.5厘米，刃部有使用痕迹，磨制较好。标本87QN：5（图五，5），深腹小罐，夹砂红褐陶，侈口圆唇，素面，口径约为10.5厘米。标本87QN：6（图五，6）,敞口罐，泥质灰陶，方唇，口沿较宽，外壁近口沿部位饰横篮纹口径约为29厘米。标本87QN：7（图五，7）,折沿罐，泥质红褐陶，口沿外折角近90°,圆唇，口沿外侧下饰一周附加堆纹，器腹饰以绳纹，靠上部有鸡冠耳，口径约为18厘米。标本87QN：8（图五，8）,大口罐,夹砂红褐陶，侈口，颈稍内收，其间可见明显折线，瓦棱形唇，外壁近口沿处饰两道附加堆纹，器腹饰以篮纹，并有一周附加堆纹，口径为44厘米9
通过对所获材料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，南石遗址的文化内涵较接近于庙底沟二期文化，同时也有其自身特色。
3.王墓遗址
王墓遗址位于郭道镇东阳城村东南，处在后川河汇入沁河的冲积地上。经初步踏査，遗址面积约为五万平方米。从残存剖面上看，原文化层厚度可达6米。由于历年来平整土地和流水冲刷，上部近3米厚的文化堆积基本上全被破坏。尽管如此，该遗址仍不失为一处堆积较厚，内涵丰富的古文化遗址。釆集的文化遗物中，石制品仅1件。标本87QN：1（图六，1）为一研磨器，系由灰绿岩石料加工而成，使用痕迹明显，尺寸为6.7x4.8x3.3厘米。陶片以泥质灰陶、褐陶为主，绳纹、戳印纹和附加堆纹较多见，可辨器形有罐、盆、豆等。
罐2件，均为口部残片，泥质灰陶。标本87QW：2（图六，2）,高领罐，侈口，折沿尖唇，外壁口沿下饰绳纹，口径为24厘米。标本87QW：3（图六，3）,侈口，折沿方唇，口沿稍凸，沿部外饰附加堆纹一道，器腹素面，口径为30厘米。
盆口部残片，标本87QW：4（图六，4）,夹砂灰陶，宽沿方唇，唇上有戳印纹，敞口，器腹上端饰以附加堆纹，以下饰绳纹，口径为48厘米。
豆均为豆把及柄部残段，标本87QW5（图六，5）为豆把，泥质红褐陶外涂浅黑色陶衣，高5.5厘米，底径为10厘米。标本87QW：6（图六，6），泥质灰陶抹光黑皮，豆柄较细，残高6厘米，底径9.5厘米。标本87QW：7（图六，7）,豆柄残段，夹砂红褐陶浅黑皮。残高9匣米，最大径为6厘米。
初步分析，王墓遗址的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阶段，具体文化性质尚待进一步工作。
三、结语
这次调查，在沁源县首次发现了旧石器，材料虽然不多，也不甚典型，但可以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，远古入类在这一地区生存的事实，同时也为在该区进一步找寻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，提供了重要线索。通过此次调査，不仅丰富了本区新石器文化内涵，而旦在探索新、旧石器时代人类居址问题上，得到了一定启发。
人类居址形态，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的制约。根据目前的研究可知，旧石器时代人类，主要聚居于岩棚之下或天然洞穴之中。到了新石器时代，人们逐渐迁移到平川地区虽可构筑半地穴式房屋，但石灰岩洞穴仍继续使用，同时，在一定地区，还栖身于黄土洞穴。黄土洞穴作为居住址，究竟始于何时，值得进—步探讨。在我国广袤的黄土地区，旧石器遗存十分丰富，当天然的石灰岩洞穴不存在的情况下，大地的主人究竟何处安身？我们认为，一个重要的居住场所，即黄土洞穴。这应当是远古人类理想的居址。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，随着人类智慧的进一步提高，使用大型尖刃石器开掘黄土洞穴，未必是一件难事。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黄土洞穴居址，至今尚未发现，这与黄土的湿陷坍塌特性有关，但这也给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岀了新的课题。
这次发现的刻痕骨骼，虽仅一件，但刻痕清晰，无可置疑。我们推测，这种刻痕可能与当时人类记事记数有关。从民族学材料可知，刻痕记数的方法，曾在我国一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较为流行。如在云南值族地区，用以代表借贷双方和借贷数目的，一般是在木片的上下，各刻上几个“V”字形刀口。这次发现于新石器遗址中的刻痕骨骼上，同样也有“V”字形刻痕，是否也作此用，有待进一步研究。在我国史前遗址中，有如此规则刻痕的标本很少发现，所以，这一发现有较重要的科学价值。
参加此次调查的有王向前、朱晓东、张成仁、贺拴耀、任文元、杨宝庆；文中线图由畅红霞绘制。
材料整理：王向前、朱晓东、张成仁
作者/来源：考古快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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