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江横
半年来，敌我在沁源的斗争，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，每个时期敌我双方所采用的斗争方式，均各有不同的特点。
第一时期
自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敌开始“扫荡”，到敌主力转入岳南“扫荡”结束为止（十一月十八日），这是敌我“扫荡”与反扫荡时期。
这一时期，同蒲白晋敌军约万余人向我进犯，其主要企图在以优势兵力，猛扑我军政首脑机关；掠夺我方资材；并在我太岳根据地腹心地区——沁源打下“山岳巢共实验区”的基础。为达到此目的，敌在“扫荡”前的准备工作极为秘密，趁我疏于戒备时，即突然从远距离分七路向预定目的地中峪、闫寨地区作长途奔袭。敌沿途不作任何袭扰，如经白狐窑、交口等地，群众均未发觉。但我军政机关和主力部队，已及早转移外线，致使敌完全扑空。敌合击扑空后，立即分路向四周展开“清剿”（又叫做“腹内开花”），逐渐由“清剿”大林区、猴神岭、中义村，延伸至安泽县属之金堆河、鱼儿川等边缘地区，继续搜寻捕捉我军政首脑机关。中义村、白狐窑、中留（安泽属），南山一带，均被敌搜剿达两星期之久。敌分路“清剿”时，还采用了所谓“循环扫荡”（一部出犯，一部休息）的战术，来迷惑和拖垮我军民。到十月底，“清剿”边缘地区之敌主力大队，即由安泽县境内的合川、亢驿、北平镇分三路撤退。这时，敌已打通沁源城关至中峪之补给线。十一月六日后，敌撤退李园、新章等四个据点，主要在巩固补给线和作扎据点的准备。这一时期，敌“搜捕清剿”我首脑机关扑空后，便改以军事为主要手段，来达到对我根据地经济上的掠夺和破坏。耕牛耕具被劫掠或毁损者尤重。在政治上，敌则着重于诱骗人民回家。城关、交口敌提出组织“维持会”，到处宣传“皇军要长期驻沁源了。”并挂出“山岳巢共实验区”的牌子来。
我们的对策是，在敌“扫荡”伊始，我即提出：广泛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，粉碎敌人“扫荡”的口号。为“避实击虚”计，我首脑机关、主力兵团和老弱群众，便有计划地转移至边缘地带，或高山密林地区，仅留一定数量的部队，配合游击队、民兵在内线分散游击（开始时，民兵还有些恐惧心理，枪法不准，浪费子弹不少），打击敌搜剿部队和零星敌伪人员，截击敌补给线，掩护群众转移，保卫群众利益；并深入敌据点抢粮、“劫”敌资材。在政治上，广泛动员干部群众，克服麻痹、侥幸、等待心理；并说明“只有军民一致坚决对敌斗争，方能缩短‘扫荡’时间。”在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下，沁源县反“扫荡”指挥部，号召各发动了广大群众和荣誉军人参加民兵，参加情报组和反“扫荡”游击队，甚至连疏散在山林地区的机关团体都分配给一定的工作任务。全县组成四个反“扫荡”游击队，十一个战区指挥部。“一切工作为了反‘扫荡’的胜利”，这是县指挥部统一党政民工作所提出的战斗口号。根据地区的不同，和敌人侵扰掠夺的程度，全县被划分为：“空白区”（即敌未到达地区）、“敌过区”、“无人区”（即老百姓全部转移走的敌占区）、“难民区”（即由“无人区”转移到山林地带的难民居住的地区）四种。在不同的地区确定不同的经济对策:在“难民区”，建立三处“山头集市”，调济难民生活；在“空白区”，加紧完成秋收；在“敌过区”，继续进行空室清野，重新埋藏物资，做好难民慰问、统计工作；在“无人区”，尽可能第完成抢收，并抢出已收割的玉茭棒。这一工作，因备战仓促，埋藏不及，受了相当损失。此外，在救济难民工作和政治宣传工作上，也获得重大的成绩，克服了群众的悲观失望情绪，解决了困难户和战争引起的社会混乱现象。在我军民共同努力下，度过了最困难的第一关，打下了第二时期围困敌人的基础。
第二时期
自敌“扫荡”岳南结束（十一月十八日），到敌六九师团撤退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），这是敌人巩固点线，企图组织“维持”，和我破坏其点线，反敌“维持”。及对敌展开围困斗争的时期。
这一时期，敌人长期驻扎岳北地区（临屯公路以北）之部署已初步就绪（沁源、绵上、安泽三线共驻扎下了八个据点，打通两条补给线），其基本方针就是稿“维持会”，即以政治进攻为主，军事为辅。敌为达到此一政治企图，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。在军事上，除巩固占领据点、修筑公事外，并以据点为中心，不断四出袭击包围我机关、民兵和群众。从十二月七日到二十九日，只交口据点敌人即出动十次，包围过二十五个村庄，先后捕去群众一百一十三人，牲口无数。在政治上的活动，也以交口敌活动最凶猛，一面公开诉诸军事压力，凡被搜捕着，即滥行枪杀；一面则主要依靠占领前“东川维持会”之特务基础，诱骗群众回家，公开宣传“皇军走啦”，并提出“维持”的几个条件：（一）每天派民伕五人；（二）动员全村老百姓回村；（三）送情报；（四）女人替皇军补洗衣服。敌为迷惑我政府,掩盖特务活动之劣迹,采取了夜间假包围的方式。但几个主要特务分子被我捕获后,其他胁从分子亦先后向政府自首,使交口敌组织“维持会”之迷梦终成泡影。城关、中峪、阎寨等地敌据点,因无从找寻特务分子,所谓“维持”云云,更无一点踪影。尽管敌人怎样对被捕群众施以小恩小惠,发“良民证”,给耕牛,也丝毫不济于事。敌人在经济上的破坏,则主要仍是对耕牛农具的掠夺,以期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的生产。
我方的对策是:提出“坚决不维持”和“坚决围困”的总方针。在军事上,从围困敌据点的物质基础出发,坚决打击敌运输部队。各大道两侧山头,全部被我正规军和民兵游击小组所控制,每天要打死三个敌人,几乎无日无战斗。敌掩护部队不多时,我就化零为整,把它“吃掉”。十二月十二日,我三十八团一部在周西岭伏击一战,即歼敌六十余,缴获驮骡三十多匹,步枪三十多枝。此后,仅城关至中峪二十五里长之一线,敌掩护部队就增至二百多人,警戒连增加到十三处之多。在此情况下,我就化整为零,分散游击,采用了“一线麻雀战”的战式。十二月里,我民兵游击小组打麻雀战二十一次。敌吃亏后,即改用了在各个山头上放班哨的办法,掩护运输队通过。我民兵游击小组又改用“小麻雀”战术,从山头上钻到山凹里,狠打“活人靶”,使敌在山头上的班哨常常坐立不安。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后,敌为防止民兵游击小组在山头山凹里活动,就干脆把山头上的警戒班伸向补给线十里以外。随着敌战术的改变,我民兵游击小组也相应地改变战术,就是趁敌班哨还未上山时,便先埋伏在敌班哨四周,或先把手榴弹“埋伏”在敌烤火堆的下面,到二十五日为止,共毙伤敌二百余人。
在围困敌据点的斗争中,沁源军民更发挥了很大的创造性和组织性。开始时,我为广泛开展围困运动,对各个敌据点均进行了群众困扰性的斗争,首先给予敌人以精神上的压力。接着即为昼夜围困、袭扰、摸哨兵、破坏碾磨,打击其挑水、饮马,使敌在日常生活上更受到极大困难。此后,我正规军、游击队和民兵就在点线各山头上形成牢不可破的“麻雀网”了。民兵的胆量和射击技术也大大提高了,并且充分利用和改造了旧式武器,如抬枪、榆木炮、独角牛、石雷等。在政治上,即以交口敌据点为中心,坚决打击了特务分子的活动,并从思想上、行动上明确确立“坚决不维持”的观念和方针。而更重要的是:把这一政治方针很快变为群众自己行动的指针。各据点群众均自动提出:“宁饿死在山沟,也不回去维持鬼子!”群众的伟大处,还在于他们实践了这一诺言,并旦是从饥寒搏斗中,一直坚持下来。干部群众在思想上,已经有了长期围困敌人的准备,情绪更趋稳定和高涨。在点线五里以外,十里以内的群众,这时也都完全转移到外线,对敌人坚决实行了坚壁清野,从而创造了沁河两岸宽十里、长百里以内没有人烟的奇迹。
转移在外线的难民,这时亦均由政府作了适当安置和救济,社会秩序也全部恢复正常。在经济生活上,由于农村集市的建立和恢复,已开始呈现一片活跃景象,既繁荣了农村经济,又调剂了难民生活。难民们为饥饿所驱使,在民兵游击队的带动和掩护下,涌到敌据点里“抢”粮食、“劫”资材,已逐渐发展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。每夜总有男女老少三四百人,有组织地摸进敌据点里。前期是抢粮,后期是劫敌。据四个据点统计,共抢出粮食二千二百多石,“劫”出敌牛驴羊百数十只。这种办法的好处是,群众从经济上围困了敌人,又救济了自己的困难。在据点五里以外的村庄,还普遍地掀起屯粮热潮,群众连夜打,连夜碾。三天缴纳的公粮,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群众处在这样困难的境地,还保证了公粮的缴纳和供应,足见群众政治觉悟之高涨和爱护我党我军的热诚,已达到感人肺腑的地步。这也说明党和军队,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。
一九四三年旧历年关前，政府又及时救济了难民一千多石粮食,发动群众打了五千多孔窑洞,增添了许多棉被和棉衣,彻底解决了难民群众的衣食住问题,这就渡过了最紧急的第二难关。
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，对敌围困斗争更发挥了党政军民集体的力量。在宣传工作方面,就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作用,如出版“反扫荡”小报,召开士绅座谈会,组织军民年关娱乐宣传,告党员及同胞书等,通过这各方面的工作,就把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迅速地统一起来。群众在宣传工作中,更发挥了极大的创造性。他们从自己生活的切身体验中,自编自演了许多反映围困斗争的秧歌剧,大大活跃了文化空气,又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斗争情绪。在防止敌人奔袭包围上,群众则创造了山头“树树哨”和山沟“打窑洞”的新办法。这些集体的创造,又在集体的活动中发挥着集体的作用。
总之,这一个时期,是敌我各种斗争极其尖锐的时期,也是我干部群众发挥创造性、组织性最引人入胜的时期。各种围困敌人的工作,已顺应着斗争的要求,搞出一整套宝贵的经验和办法来。如正规军、游击队、民兵实行三结合,充分依靠和发挥干部群众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创造,以及对总力战这一武器的掌握和运用,都是值得珍视的丰硕成果。
在沁源军民全面的围困下,敌人在军事上既顾此失彼(阎寨、中峪、城关敌,受到全面围困,求援又不得),在政治上又没有群众“维持”,其所占点线便完全陷于孤立和被动挨打地位。临汾敌六九师团被我搞得一筹莫展,遂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把这个“包袱”摔给长治敌三六师团,窜回临汾老窠。
第三时期
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,由长治敌三六师团接防,到五月底换防,这是敌人继续强化巩固点线及我坚持围困点线时期。
这个时期,敌三六师团,仍本着以前敌人以武力巩固点线的基本方针,强化其政治活动,并计划在一个月内,组成“维持会”。
这时,敌指导的方向,已由临汾转向长治。因此敌主要交通线,也由联系同蒲线之中峪至城关一线,改为联系白晋线之二沁大道(沁源至沁县)一线。沁源腹地敌四个据点,也减少到沿二沁大道之城关、交口两据点。城关驻敌一个大队,交口两个小队。
敌为缩短运输时间,把二沁大道加修为汽路。同时,敌为加紧组织“维持”,从二月十日到三月二十五日,即在军事上采取了远距离奔袭包围。如奔袭松交(沁县)、汝家庄绵上),支角、马森等地,敌军行动极迅速秘密。三月四日夜,敌冒大雪急行八十里,奔袭汝家庄即为一例。在这几次奔袭包围中,敌先后捕去男女群众二百余人,耕牛数十头。敌采取此种手段,全为达到组织“维持会”之目的,并广出布告:“凡来归者,给耕牛一头,耕地十亩。”各据点“维持”条件,则由二十里以内降低到五里以内的村庄,但仍无一人“来归”。即使已搜捕去的二百余人,亦先后从据点脱逃。
敌企图在一个月内组成“维持会”之梦想,至此便完全破产。从四月开始,敌便改换手法,在军事上,仅孤守据点,在政治上,则转为“假维持”和“秘团”活动(即特务活动)。所谓“假维持”,即为蒙骗据点群众,敌只要求群众回去种地收麦。“收麦后再走,那怕再去当民兵都可以,只要见了皇军,朝天打枪就行。”但依然没“招回”一个人。“秘团”则为特务组织之一,专门从长治调来男女十一人,多化装为乞丐,打入我根据地,刺探军事情报,暗杀抗日干部。仅在五月下旬一个星期内,这些打进来的特务,即被我抓获六人。
我方采取的对策,则仍按既定方针,继续围困敌人,不过斗争中心已经转移到二沁大道了。在军事上,打击敌抢掠队,抢烧据点附近干草,破击二沁大道,并建立“围困小组”,昼夜轮流监视敌人。民兵也重新整理调整,以战区为单位,成立了“民兵集团”,参加者,四、五个村不等。这样,民兵均可得到休息。但由于指挥上一度不统一,大家注意力又集中到各自部门工作的恢复和难民的救济、春耕贷款上,以致在对敌斗争中一度发生松懈现象。但其间破路、转移粮食的斗争仍做出相当成绩。大小破击十五次,参加群众千五百人,共破路三十五段,毁桥两座。后来,我更转入攻势,坚决地打击和阻止了敌人的奔袭包围,并且武装掩护了群众的抢粮、抢收,共达万亩左右。
总之,这一时期,在军事上打击了敌人继续搞“维持会”和破坏春耕的阴谋诡计,共毙伤敌二百人左右。在政治上,我则采取主动的进攻,广泛展开宣传攻势,揭破敌诱骗群众春耕和“换防”、“撤退”的滥言。同时,我切实地解决了难民的春耕困难,每人除在自己村里抢种原地外,还可在移住地区再借种二、三亩地,使生活有了充分保障,甚至比以前收获的粮食还要多。这就更巩固了群众“坚决不维持”的物质基础。特务分子的活动,因无隙可乘,也便消声匿迹了。在经济上,最初主要是转移二沁大道各村的公私粮食,共约五千石。后来即为发放工农商及纺织贷款,并代替难民寻找土地,分配土地,共找寻土地三千余亩。各区难民委员会亦于此时组成,政权工作完全恢复正常秩序。在党的统一领导下,各点线均设有对敌围困指挥部,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团结紧密。
这时期最大的成绩,即在坚持对敌围困斗争和及时解决难民群众的困难中，党政军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，并各条战线涌现出不少群众拥戴的领袖和群众的贴心人。优秀的县委书记刘开基及人民的县长张学纯，就是这样两个例证。群众有了好的带头人，就使群众更能忠心情愿地跟着共产党走。沁源军民坚持对敌围困斗争已达半年，目前这一斗争仍在继续坚持中，并相信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！
《解放日报》年12月2日四版